还是从立宪之日起，自然资源才由非国有或个人私有转变为国家所有了？对此，理论和实务界均未有清楚回答。
实践中，规章的名称通常叫管理办法，有的人觉得名称不好听，都喜欢叫条例。二是，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体制，也能够界定出它的专属立法权。立法法的这个新内容，实际是把设区的市的法规与规章的权限单独拿出来，做了特殊规定，以突出城市管理立法的特殊需要，避免低层级城市过于繁密的重复立法以及影响政令统一的立法、 从以上的这些规定看，立法法修改解决了一部分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的界限问题，但有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恐怕还没有，在实践中，如何全方位地界分法规规章的权限，立法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3、立法法修改后的进展与未解问题。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等法律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政府的法规规章制定权，基本的初衷就是，针对各地方发展不平衡、差别很大的实际情况，充分调动地方政权机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效管理地方各项事业。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地方政府制定规章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其立法水平与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同步提高。
（3）在除直辖市以外的设区的市这一行政区域内，法规与规章的权限既受到了限制，又有一定区别。比如，有关地方人大代表选举、活动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及活动的相关事项，只能由地方人大及常委会制定法规，政府不得制定规章。王超：《网络侵权责任及其规制规则——兼谈对〈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理解与适用》，载《科技与法律》2011年第3期。
(3)①对基于网络服务而建立的私人讨论区(如聊天室)，保证不设定禁止内容范围内的话题。(2)对用户的言论自由将造成严重威胁。又，我国《电信条例》第63条规定：使用电信网络传输信息的内容及其后果由电信用户负责。(30)那么，我国现行立法所确定的ICP对用户言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怎样的呢？下面笔者就将对此做出详细介绍。
此外，对于既有立法对ICP阻止违法言论法律责任的承认也是以知晓这一言论并且从技术层面上而言有能力以及可以合理地期待进行阻止为前提的。考虑到ICP之所以会删除用户的信息大多出自主管部门的授意(敏感词等都是主管部门提供的)，该条规定在保障用户言论自由方面的实际效果就非常可疑了。
这一新的网络立法至少应该符合以下要求：(59)以保持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为前提，对其施加的限制只能是例外情况。2012年12月底新浪微博的日活跃用户数为4620万，而到了2013年12月底，这一数据已上升至6140万。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2000年《决定》和2012年《决定》都没有采取这一标准，而是仅仅规定ICP发现……信息，应当……。(55)对此，考察一下2013年的新浪微博将是非常有趣的。
例如《侵权责任法》第36条就并未对ICP和ISP进行区分对待。蔡小萌：《红旗如何飘扬？》，载《互联网法律通讯》2010年第2期。(2)对于其仅仅提供链接的第三方言论，ICP不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对网络言论自由施行限制不应该危害权利本身，且相关立法应由独立的司法机关以非随意、非歧视的方式来实施，并有足够的保障防止滥用，包括提出质询的可能性以及滥用发生时的补救措施。
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了详细分类的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0-23条)。首先，怎样的情况属于发现？我们可以推测，以下情况可能属于发现：(1)有关主管部门通知。
(38)见前注④，张新宝等文。如果立法对ICP规定了过高的注意义务，那么ICP为了防止侵权和避免承担法律责任，就只能将原本用于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对用户言论的审核中去，这势必会阻碍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笔者认为，用户规模的回落虽然有多种因素，但也可以认为它从反面证明了新浪微博在这一年加大了对用户言论的审查力度。这种要求显然是不适宜的。因此，从更好地保障网络表达自由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仅应对ICP对用户言论的法律责任重新做出规定，而且这一新的规定还应该是在重构网络立法的大框架下进行的。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互联网管理案件立案审查工作的通知》。因此，当政府表达出要对微博用户的言论加大审查力度的意愿时，新浪不会为了保障用户的表达自由而与政府抗争，或者不与政府合作。国会报告指出，该条款可被形容为红旗标准，即当服务提供商意识到能够从中明显推出侵权行为的红旗时，如果不采取措施，它将失去该项责任限制。
但是笔者认为这一禁止性规定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国家机关被认为不构成名誉权的主体，是不能提起诽谤之诉的，因此根本就无所谓损害国家机关信誉。不难看出，在后一种规定的情形下，ICP将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无论是多么隐晦、多么模糊和难以判别的言论，一旦被主管部门认定为被禁止言论，ICP只要没有对其履行删除、报告等义务，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24)Ethan Zuckerman, supra note(20); Jeffrey(Chien-Fei) Li,"Internet Control or Internet Censorship? Comparing the Control Models of China,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Guide Taiwan's Choice", 14 Pittsburgh Journal of Technology Law and Policy(2013), 1. (25)47 U. S. Code §230. (26)关于新加坡的网络规制，参见牛静：《新加坡网络管理体制探究》，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7年第4期。2013年我国政府发动了以微博为主要对象的打击网络谣言行动，而新浪微博在同年3月30日因谣言事件受到了禁止评论功能3天的处罚。
在ICP中，只有以下4种才需要注册：(1)在新加坡注册的政治团体通过互联网络以WWW方式提供其网页者。另外还有大量的针对《侵权责任法》第36条进行分析的论文。
在这种情况下，类似《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第21条所规定的公众监督举报制度就构成了间接证据的主要来源。其次，无论是BBS还是微博服务商，对于用户言论的控制性都并不比其他ICP更高。(39)见前注④，张新宝等文。例如世界各国一般都明确规定，ISP不需对第三人的言论承担法律责任。
具体而言，国会报告认为红旗标准包括主、客观两方面的标准：主观标准即在决定服务提供商是否意识到‘红旗的存在时，服务提供商对于所谈论的事实或者情况的主观认识需要确定，客观标准即在判断信息是否构成侵权时需看侵权行为对于一个在相同或相似情况下的理性之人是否明显。二者之间之所以存在这一区别，笔者认为更多的还是出于立法技术层面的原因。
后者包括有关机构或者个人已经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警告或者提醒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求ICP承担与执法机关的法律专业人士一样的注意义务就是要求ICP去完成不可能之事。
(33)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在本文的论域中不会出现被侵权人通知的情形。唯一的例外就是损害国家机关信誉的情形。
(31)需要注意的是，实际上早在1998年的《关于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业务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就已规定对电信与信息服务市场实行必要的经营许可制度。(三)国外相关立法模式 那么，ICP对用户的言论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尽管鲍克因力主ICP对用户言论不应该承担任何法律责任，(21)但是表达自由毕竟不是网络世界中唯一需要和值得保护的价值——安全、秩序以及公民的其他法益同样也是宪法和法律应该保护的价值。这一条款实际上是对ICP法律责任的一种原则性宣示，它表明了立法者的如下态度：ICP不仅需对自己发布的信息负责，而且需对用户发布的信息负责。因此笔者认为该条含义亟待明确。
同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将直接影响到ICP承担的注意义务的程度。笔者认为，这种情形与《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中的知道(34)极为类似。
考察我国的互联网立法规制历史即可发现，我国早期均是以法规、规章的形式对互联网进行规制的，因此2012年《决定》的相关规定也是在借鉴相关法规、规章的基础上制定的。同时，服务器在北京的、提供微博客服务的ICP(41)与服务器在杭州的所有ICP也都必须建立用户言论全面审查机制。
这是因为，ICP在网络表达自由链条上的关键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对于政府规制或审查网络言论而言，ICP同样不可替代。12月4日，PayPal关闭了维基解密用来募集捐款的账户。